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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峰会:时代变革与电影机遇

 

2020年11月27日下午,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盛典系列活动之“学术峰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本次学术峰会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厦门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电影产业研究处处长王丹主持。整场论坛分为主题演讲、创作分议题嘉宾发言和产业分议题嘉宾发言三个环节。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主持创作分议题“新主流、新美学、新现象”。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电影艺术》主编谭政主持产业分议题“新技术、新媒介、新产业”。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时代变革与电影机遇”的主题展开热烈讨论,探索经历时代变革与风雨洗礼的中国电影如何在变革中寻求发展、寻找机遇,为砥砺前行的中国电影献计献策。

 

 

一、建设文化强国的电影方案

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建议》明确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并用专门一个部分阐释“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如何如期建成文化强国,成为学者们热议的时代话题。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任仲伦发表《电影强国:有影响的电影和有实力的企业》的主题演讲,强调建设文化强国要率先建设电影强国。建设电影强国,一是要创作有影响的优秀电影,这是电影强国的核心体现;二是要建设有实力的企业,这是电影强国的中流砥柱。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陆绍阳深入解读《〈建议〉对电影创作的新要求》,将其归纳为四个关键词:2035、文化强国、实施文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加强现实题材的创作生产。陆绍阳认为,“文化强国”的三个指标分别是:文化软实力的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创新能力被激发出来、文化产业规模显著扩大。在谈到加强现实题材创作生产的方法论时,他强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特别是唯物辩证法来处理问题;要对这个时代有更深刻的认识;电影作品要表现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皇甫宜川在点评时将《建议》的核心归结为“创新”,“十四五”时期电影要通过创新完成精品的创作,实现高品质发展的目标。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在《面对变局 应对挑战:“十四五”期间中国电影的发展》的主题演讲中认为,国家强则电影强、电影强则国家强。针对当下电影产业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媒介、消费、技术环境五大变局,他提出了七个方面的应对策略:电影产业体系方面,要规范市场、优化结构、提高双效、增强竞争力;供给体系方面,要稳量提质,解决优质内容与观众需求之间的矛盾;市场体系方面,影院与多窗口要协调发展,提升电影版权价值;生产体系方面,要完善工业体系,支持技术创新;创作体系方面,要扩展题材、更新观念、扎根观众、回应时代;产品体系方面,要做强“头部”,丰富分众/分需产品;消费体系方面,要立足内循环,争取双循环。尹鸿认为,电影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在于: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完善行业规则、规矩和规范;全产业链以竞争求合作,以协商求共赢;领导型企业有担当;电影产业走向大电影产业,工业体系是行业的基础,人才成长是行业的未来。

 

二、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方法

21世纪初,“新主流电影”概念被提出。近几年随着《智取威虎山》(2014)、《湄公河行动》(2016)、《战狼2》(2017)、《红海行动》(2018)、《流浪地球》(2019)、《我和我的祖国》(2019)、《我和我的家乡》(2020)等众多电影的热映“,新主流电影”作为主旋律电影迭代的、新的电影形态、创作方法和独特的美学现象备受关注。在峰会现场,学者们对新主流电影做了深入的学术思考和交流。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丁亚平深入剖析了《新主流电影的内外之旨和民族性表达》。首先,丁亚平阐释了新主流电影的内外之旨:在对内的精神家园指归层面,新主流电影借由故事发展的变化和人物性格的塑造,巧妙地将大家融入个体的家园意识中,进而完成家与国的同构;以平等姿态建构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家国叙事一体化将观众情感升华到国家层面的价值认同。在对外的类型叙事策略层面,新主流电影针对网生代观众的观影需求,以高度自觉的类型叙事,在情节编写、影像营造、营销发行等方面与当下网络新语境无缝衔接。然后,丁亚平分析了新主流电影的民族性表达:新主流电影努力发掘民族深厚文化底蕴和优质的文化基因,构筑具有中国人、中国叙事、中国话语独特标志的时代记忆,在讲述当代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和表现普通人情感的同时,追求民族文化的深层次表达,从而具备了不同于以往主旋律影片的审美气质,建构了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上海戏剧学院电影电视学院院长、教授厉震林演讲的题目是《新时代·新现象·新路径》,从三个“新”的角度为新主流电影的深化发展提供启悟。一是新时代。《建议》首次提出“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认为用“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表述使“社会效益”更具体。二是新现象。电影创作中“用力过猛”的美学现象,源于信息量太大、简单故事复杂讲述、导演个人化极端化的观念和美学。三是新路径。新观众有“四大变化”:由精英知识分子到全民“知道分子”、从地沟到代沟、从信息不对称到对称、从低频到高频。在此基础上,厉震林从人文的角度提出电影不断递升的“四个发现”:真实的发现、道德是非的发现、社会必然规律的发现、人类价值的发现。

“新主流电影”的创作在题材和类型上不断开拓,新出现的扶贫题材和科幻片被学者们一一言说。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陈犀禾在《新时代扶贫题材电影的中国性》中,力图在更大文化版图内阐明扶贫题材电影中富含的当代中国特色文化和美学内涵。一是意识形态上的中国性。扶贫题材电影服务于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代新愿景,描写社会主义新农村,塑造了积极向上、进步的国家形象,背后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二是故事结构上的中国性。扶贫题材电影以生产脱贫为重点,通过简明生动、通俗易懂的影像叙事,塑造新时代新农民形象,绘制上下一心实现家国富强的“中国梦”的宏大画卷。三是影像风格上的中国性。扶贫电影延续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影像风格,洋溢着歌颂性喜剧的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以其中国特色丰富着“中国电影学派”的创作实践。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副教授李彬探讨《“科幻十条”与国产科幻电影的创作》。2020年8月,国家电影局和中国科协印发了《关于促进科幻电影发展的若干意见》,被称为“科幻十条”,迎来了科幻电影创作和研讨的热潮。针对如何拍出高水平硬科幻电影的问题,李彬认为,一是科幻小说的电影化改编要实现两种艺术形式的有效转换,科幻电影的核心仍然是故事、人、情感,视觉奇观只是情感体验的助力;二是科幻电影的核心是科学,包括硬核的科学知识和严谨科学的创作精神,导演不仅是艺术家,也应该是科学家。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新主流电影有效地完成了主流价值观念的表达与商业类型创作的统一,同时也提出了下一步探讨的问题:未来新主流电影之“新”在哪里?新主流电影如何更巧妙地表现民族文化?如何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一定的影响力?

 

三、后疫情时代的应对方略

2020年,中国电影因为疫情的冲击而停摆180天,遭遇空前的困境和挑战,学者们的学术交流聚焦于后疫情时代的电影产业发展。从疫情的冲击到电影复工、复市的中国经验和中国价值,从电影公司遭遇的困境到电影产业的创新路径,从电影行业的大变局到电影美学的新思考,学者们从不同维度探寻电影重新辉煌、进入新征程的方略。

北京大学影视戏剧研究中心主任、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在《后疫情时代,电影想象力消费的增长与影游融合突围》的演讲中,总结了疫情对电影业和电影生态产生的影响:电影业更亲密地拥抱互联网;观众心理、生活、观念上产生巨大变化,更喜欢宅家生活、玩游戏;电影投资和国际合作受碍。后疫情时代如何让电影重新辉煌?陈旭光呼吁在坚持现实主义主流电影创作之余,要呼应广大观众审美心理的变化和想象力消费需求的激增,大力发展影游融合、科幻玄幻魔幻等幻想类影视剧、灾难类网剧、VR、互动影视等影视形态。

 

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教授王志敏分享了《关于新技术变革、后疫情挑战机遇及电影美学作为的思考》。他认为,当今世界大变局、新技术革命、疫情带来了巨大冲击,电影业呈现影院电影、居家电影和便携电影在激烈博弈中三足鼎立的格局,因此当务之急是要打造各自的技术平台和建构合理的营收模式。为了促进电影强国的建成,电影美学需要在创作表达、表达保障、表达传输三个方面进行新思考,特别是研究极其复杂、对研究者极具挑战性的表达保障系统,这是电影美学研究的根本任务。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系副研究员刘藩在近年持续跟踪、调研制片公司的基础上分析了《外部因素影响下制片产业的变局》。因为2020年疫情和2018年影视金融寒冬的持续影响,中国电影制片产业受到严重冲击,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头部”大片马太效应突出,“腰部”类型片严重不足,中小成本片不足;国有企业主导的主流影片优劣参半,新主流电影持续成为市场热点;国有企业经营在守正基础上要创新,民营企业在创新的基础上要守正;退市公司催生上市公司2.0版本;后期制作公司深受游戏公司竞争和上游项目减少的影响;在线非电影娱乐内容蓬勃发展,成为电影强有力的替代产品。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高级编辑支菲娜回顾了抗疫复苏年的历程,全面总结了《2020年中国电影的经验、价值、优势与路径选择》。支菲娜认为,达成复工复市的中国经验主要有:战略上服从大局、服务大局;战术上排兵布阵、做好重要档期重点影片的制宣映工作;国内疫情防控成效等天时地利人和方面的因素。在复工复市中,中国电影体现出了多重的中国价值:国家电影局转隶以来的治理手段符合行业发展方向、产业规律;在“高压密闭实验舱”中检验了中国电影的抗压能力和创新能力;电影消费需求旺盛;中国市场的率先复苏,为世界电影市场提供了样本和信心。在“后2020”时代,电影发展应充分发挥国运、制度、市场、科技等“中国优势”,用“信心孕育生机、创新激活未来”,主要选择在理念、政策、业态、科技和生态五个路径上创新。

 

四、电影科技的发展方向

当下电影的科技发展迅速,科技如何赋能电影产业的发展,也是学者们十分关切的前沿话题。

北京电影学院科研处处长、“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刘军带来了《虚拟预演与电影产业的智能化发展趋势》的演讲。刘军首先展示了虚拟预演的镜头,并介绍了虚拟预演背后的关键技术:场景交互建模、人体模型快速重建、表演克隆等适用性关键技术;场景融合建模平台、交互式虚拟排演平台、拍摄设备功能仿真平台等通用开发平台;虚拟预演资产库平台等等。刘军认为,虚拟预演因大幅度减少影片制作时间、提高效率、节省预算而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将推动电影制作技术的智能升级,进而推动电影产业的智能升级;电影预演将进化为智能平台的主控者和运营者,强化用户社交和用户粘性,将成为行业的龙头。

 

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刘汉文关注最新的5G技术发展,提出“5G技术是电影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的观点。5G具有“高速率、低时延、大容量”等技术特征,将促进高新技术格式电影、虚拟现实类影片、网络电影、互动电影的制作生产;促进电影多渠道发行放映;促进智能化智慧影院的建设;促进影视基地转型升级。面对5G技术带来的变化,刘汉文提出了几点应对策略:加强顶层设计,规划“十四五”时期的新需求、新应用、新业态;加强与通信领域科研机构的横向合作,攻关5G、6G前沿科技;建立5G信道、接口、安全、应用等标准体系;统筹多终端播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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