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论坛 · 学术峰会：“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高峰论坛 · 学术峰会：“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 2019年11月22日，“第28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高峰论坛·学术峰会”在福建厦门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电影家协会、厦门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活跃在创作一线的导演和学界资深专家聚集一堂，围绕“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的主题展开深入研讨。高峰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于乔主持，学术单元的主持人分别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当代电影》主编皇甫宜川，北京电影学院中国电影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北京电影学院学报》主编吴冠平，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研究员、《电影艺术》执行主编谭政。 一、导演的光影中国记忆与创作经验谈 本届高峰论坛一改专家坐而论道的传统模式，以导演分享创作经验、导演和专家对话的方式重现20世纪80年代理论与创作对话的蓬勃景象。 第四代导演代表黄健中回忆了电影创作成长之路，特别是拍摄处女作《如意》的经历，讲述陈荒煤、田方、谢晋、王炎、水华等前辈电影人对自己的创作指导和做人的影响。第五代导演黄建新作为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的总制片人，复盘了影片的创制始末和营销过程。黄建新强调，影片要“跟普通人的情感有密切关系”，“跟观众同呼吸共命运，拍摄他们的动情方式和真情表达”。基于此，影片定位为“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选择70年峥嵘岁月中七大全民记忆中的动情点，将镜头聚焦“最普通的人心灵深处的温存和理想主义”。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导演尹力成功拍摄过《云水谣》和《张思德》等主旋律影片，他回顾了拍电影的初心，指出当前两个可喜的现象：一是青年导演扎堆出现，二是电影创作重回现实主义传统。 陈力导演带着入围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古田军号》来到论坛，和皇甫宜川展开了一场简短而精彩的对话。陈力导演回顾了从《少年毛泽东》到《古田军号》的执导生涯，并指出：“重大题材挺难拍，要把历史搞清楚，也要捕捉到最鲜活的人物。”为此，要“深入生活”，讲述重大题材故事要“生活化”。皇甫宜川认为，陈力导演是当代中国电影一个特别的存在；作为一个女性导演横跨影视，都取得了特别好的成就；陈力导演艺术创作最显著的特点是对时代、对历史的回应。 二、70年光影中国梦的历史 回顾与理性审视 围绕论坛主题，议题集中于新中国电影70年的历史发展。新中国电影70年来与国家一同经历了巨大的转折与发展，因此，关于新中国电影历史的分期，专家、学者基本上依据社会政治时期来划分。对其历史流变的系统梳理以及史论结合的深刻反思，主要是从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展开。 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任饶曙光在致辞中，以“守正、创新、通变、集成”高度概括了中国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学品格和演进趋势。“十七年”电影高扬英雄主义的鲜明旗帜，奠定了新中国电影“守正”的文化基因。进入新时期，第四代和第五代导演将“启蒙精神”和“艺术创新”发展成为新的审美主导，造就了电影创作的一次高潮。从20世纪90年代的低谷徘徊到21世纪以来“供求两旺”的黄金时代,中国电影开启了“改革通变”的新范式。2012年进入新时代，电影范式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高峰发展，形成了“集成”的美学风貌。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对新中国主流电影进行了历史梳理与理论总结，认为主流电影由共享价值、情节剧类型和大众市场三者构成。主流电影经过新中国社会主义电影，新时期黄金时代，世纪转折时期主旋律、娱乐片与文艺片的三足鼎立，到新时代发展为新主流电影。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王一川将70年电影中中国形象的塑造过程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形成站立型形象范式，背后支撑的美学范式是革命式美学；第二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了寻富型形象范式，起支撑作用的是改革式美学范式；第三是新时代以来形成了争强型中国形象范式，包括纪实式争强、传统争强型与全球式争强型三种类型。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陈旭光从大电影观念出发，探讨了70年中国电影观念的变迁历程。70年来中国电影观念在美学、艺术、文化及产业等维度不断演进，影响着电影行业整体创作思维、批评视野、产业维度和工业系统。新中国“十七年”是宣传教化功能观的“国家电影”理论与红色电影时期；改革开放初期表现为思想解放潮流中的艺术回归和文化反思；市场经济转型年代体现出艺术与市场的矛盾与张力；新世纪是电影的产业观念、大众文化观念、工业观念的崛起时期。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陆绍阳从经济体制的层面以及价格的角度研究中国电影，将中国电影70年的发展自强分成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949年到1992年的计划经济阶段，价格基本没有变动；第二个时期是从1993年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价格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 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范志忠系统梳理和反思了百年中国电影理论的演变历史，认为理论总是在与创作产生一种对话关系后解放电影的生产力，促进电影走向繁荣。而在新世纪、新技术、新市场面前，电影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失语，导致电影创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迷失。 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张阿利有别于电影史的纵向梳理，截取1979年这一历史的重要转折点，细致剖析一个国有地方制片厂的电影表达。1979年，“西影厂”进行了拔乱反正的解放，重视电影技术以及奖励制度等方面的改革，追求艺术民主，重视青年人才，创作了《乳燕飞》《生活的颤音》等影片，形成了现实主义表达、纪实美学探索、坚持民族化与本土化、文艺片和商业片多样化创作等特色。 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研究员赵卫防将70年来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三地电影的互动和影响的历程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9年是稳固的“一体”时期，1980—1999年是分众化的“多元”时期，2000年以后则为一体多元格局的新变时期。70年来，三地中国电影经过融合与互动，始终延续了以传统中华文化为纽带的一体性，彰显出多元性的独特魅力。 三、关于电影与历史的理论研究 与会专家在梳理70年电影史的基础上，针对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与电影创作、电影表演的关系，电影对历史的表达等理论问题进行研究，为70年中国电影史的研究提供了理论维度的深入思考。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电子纪念碑，对重构国家、民族的历史记忆起着重要作用。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贾磊磊据此提出了电影怎样讲述历史的理论问题：第一，要秉承历史讲述中的正义的立场；第二，对历史人物的叙事焦点要展现历史演进中的人格力量，不要去重复人物的社会历史功绩；第三，呈现历史风云中的诗意影像，以唤起我们对于历史正义的绵长联想。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陈阳指出，历史观念影响下的电影具有诗性品格，中国历史的变革在电影中都能找到清晰的表达。新中国的电影所表现的民族、国家记忆和大多数中国人的个人记忆是相吻合的，人民大众创造了“质朴美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成长故事成为中国电影的主流叙事，获得当代中国观众强大的情感共鸣。中国人自立、自强、自信的精神在当代电影的表达中成为一种内在的叙事动力，形成了新的叙事美学。 上海戏剧学院影视学院教授厉震林从美学和哲学的高度阐述了中国电影表演的历史、意义和体系。他认为，电影表演是一个“考古”形象的“遗存”，电影表演是新中国的形象史和精神史，是新中国饱含深情的带妆呈现的“国族相册”。 南京大学亚洲影视与传媒研究中心教授周安华阐述了英雄叙事的革命电影与现代表现主义的联系：都以斗争哲学为思想根基，强调群众性、以激进的态度实现观念的转换。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程波通过梳理带有反身性与互文性作用的“元电影”意识凸显的电影作品序列，思考类型在地性发展、艺术电影多样化表达等理论问题，主张建构一个中国的纯手工打造的高品质的“文化奢侈品”，即具有小众和精英意识的艺术电影。 四、电影创作的类型建构与主流表达 对70年中国电影的创作研究，与会学者主要讨论其类型建构与主流表达问题。 类型片研究是新世纪以来学界关注的热点，其中科幻片因《流浪地球》的异峰突起而备受关注。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张卫从历史的角度，追溯了70年中国科幻电影的前行痕迹，对科幻片的发展提出了观念升级、国家奖励、战略升级、舆论奖励等方面的有效建议。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张智华梳理了新中国70年传记片的发展，提出要改进深度不够、没有充分表现人物的深层思想与人格魅力等问题。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赵晓珊分析了近年来国产爱情类型电影的发展态势与问题，提出爱情片创作应以剧本和演员的表演为中心，注重情感表达，杂糅类型，挖掘和表达现实。 北京工商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副教授杨柳指出，神话小说改编电影需要建构民族文化价值观，首先要在扬弃中传承、在甄别中弘扬，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到当代主流价值观体系之中，借助阴阳思想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模式；其次对传统价值观进行现代转换，以当代性来丰富传统文化的内涵，以通约性来拓展传统文化的心理认同，在表达策略上追求和观众共情共鸣。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姚睿从产业发展和系统的角度来定义“系列电影”，指出系列电影是一种让文本、观众与行业间交流的叙事系统，是IP生产模式的迭代升级，是类型电影发展的2.0阶段。 主流电影的创作也是当下的热点研究问题。著名影评人周黎明从《我和我的祖国》看拼盘电影的潜力，提出拼盘电影跟多线索的叙事融合和巧妙嫁接、精选优秀短片做成拼盘电影等富有创意的举措。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刘藩提出在大国竞争背景下，要让中国角色代表人类讲故事，探索全球空间、宇宙空间，使主流电影获得更大的想象空间。 五、70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 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电影产业机制成为产业研究的焦点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研究所主任编辑支菲娜指出2018年电影管理职能的划转给电影发展带来的影响：电影管理体制的顶层设计，要求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强化价值引领，成为了电影市场发展的转折点。支菲娜进一步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电影生产机制与销售机制的改革与实践。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志敏探讨了电影大国和电影强国的区分性数值的算法问题，指出电影大国标志一个国家的电影市场开发程度，通过国家年度电影总票房的世界排名、国家连续十年总票房之和的世界排名来确定。而电影强国标志着一个国家生产的电影的本土票房及海外票房之和在全世界总票房中所占的优势比例。王志敏提出电影强国的具体指标：中国电影在全球电影总票房收入的占有率为25%—35%之间。 中国电影票房分析专家刘嘉老师指出，中国放映市场在电影产业化二十年的发展中，经过了三个节点：2009年，4723张银幕、票房62亿元；2010年，6200张银幕、票房突破100亿元；2012年，1.3万张银幕、票房170亿元，位居全球电影市场第二。放映市场得以发展的基础在于院线制的改革。2017年中国电影的放映规模全球第一，其意义在于：改进和丰富了老百姓的文化娱乐生活，满足了精神文化生活；有了比较坚实的放映市场的网络，使电影产业形成良性反馈。 娱乐资本论创始人吴立湘以媒体的视角观察2014至2019年电影行业资本化的变迁过程，指出2014年是影视行业资本化开启的一年，资本入局和影视金融化促进了电影业的发展，也带来风险和泡沫。2015年以来，行业越来越走向理性，真正获得市场成功的，都是符合市场规律并且有产业拓荒意义的作品。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梁君健探讨了2010年以来互联网给中国电影发展带来的影响：一是为电影制作业、发行业提供了来自于市场的聚合的资本；二是互联网以用户为导向、以市场为导向的原则，促进更熟悉用户规律的年轻人生发为电影新力量；三是在线售票、预售票占首日票房比增加，导致发行方式变革；四是电影文化上，一方面，推进了其他产业形态的发展，另一方面，一定程度上主导了我们的话语形态和行为方式。 六、迈向电影高峰的发展战略与策略 中国电影正处在由高原向高峰、由大国向强国发展的关键阶段，与会专家讨论和分析了当下电影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对其未来发展的诸多可能给予了前瞻性思考。 支菲娜指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电影产业发展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一是技术更迭，5G技术、人工智能等给电影带来巨大变革；二是产品更迭，电影会向高雅化与社会化两极化发展；三是渠道更迭，对私密化空间的渴求将促使前现代的影院消亡；四是对象更迭，制发放的对象由观众变用户，最终实现人机互动的影像表达；五是哲学更迭，要在认知科学的体系之下研究电影；六是管理更迭，要进行顶层设计，促进电影管理和管理体系有效落地。 […]
